造城｜“文脉长沙”专栏

　　范亚湘

　　壹

　　每每说到长沙，就会有人说：“长沙历经三千年，城名、城址不变。”

　　的确，依据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记载，周朝初期（前11世纪）就有了“长沙”之名。可那时的长沙城在哪？怕莫还只是湘江边的一个小渔村，树枝撑棚，茅椽蓬牖。清晨，薄雾徐徐散去，湘江如一面镜子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。三三两两的人们拎着简陋的捕捞工具，赤身蹚进清凌凌的江水里，开始一天的劳作……

　　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，一个叫作熊绎的人，因其先祖之功，受封于荆棘丛生的江汉，始称楚，又称荆楚。熊绎是个有野心的狠人，率领族人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到熊渠时，楚国“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。楚国版图几乎每天都在翻新，已由一个“方圆五十里的小国”，雄起变为可以称霸南方的泱泱大国。

　　大国，有话事的份了。

　　楚国军队跨过洞庭，溯湘江进逼长沙。没费什么工夫，楚人便掌控了长沙，替代扬越人成了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。楚人盘桓长沙，并在此屯聚粮草，建立军事据点，向南，威逼南越；向东，越过九岭、罗霄山脉，染指赣西，与东南霸主闵越争锋。

　　长沙雄踞湖湘之上游，西接黔中，南邻五岭，东交瓯越，与楚国之都郢城（江陵）南北呼应，是楚之南方天然屏障和战略要地。楚国在长沙大兴土木，百堵皆兴，拔地而起，肇造了一座城邑。长沙有城了，虽然不及三千年，可两千多年好远不假。

　　城即城墙，那时的城主要还是用于防御，说白了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军事堡垒。经考证，楚长沙邑东在现黄兴路与蔡锷路之间，南抵坡子街一带，西临下河街，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，东西长约700米，南北宽约600米，面积约相当于今湖南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。

　　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“弹丸之地”。

　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长沙旧城区改造，在五一广场片区发现了一个古井群，此中，有4口古井属于春秋战国时期。不见得有水的地方就会有人居，但有人居的地方必定要有水。《管子·小匡》曰：“处商，就市井。”从一个地方井的密度，就可以窥测到这个地方商业繁茂的程度，这也就是“市井”或“井邑”之说的来历。

　　其时，简瓦和板瓦烧造技术已从中原传到南方，楚长沙邑里虽不见得建有高楼大厦，但多半应是砖木结构的瓦顶房屋，这和竹篱茅舍比起来，简直高大上太多了。而且，楚长沙邑四面环水，西临湘江，东、北不远处皆有浏阳河阻隔，南边龙伏山外是贯通浏阳河和湘江的湖泊沼泽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，船官“北对长沙郡”，“湘州（长沙）商舟之所以次也”。只要在楚长沙邑外依山临水修建几处戍所，自然易守难攻。

　　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载，越王无疆时，越国意与齐国交锋，齐国害怕楚国趁机打劫，遂派使者前去离间楚、越，曰：“复雠、庞、长沙，楚之粟也；竟泽陵，楚之材也。越窥兵通无假之关，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。”雠、庞在今株洲、衡阳一带，“无假关”在今汨罗一带，齐国使者巧舌如簧地游说，假如越国袭占了“无假关”，就可以南望长沙，深入“楚之粟”的广袤之境，楚国危殆也。

　　无疆无脑，经受不住齐国使者的怂恿，“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”。楚国分别从郢城和长沙出兵南北夹击越军，“大败越，杀王无疆，尽取故吴地至浙江，北破齐于徐州”。

　　经此一役，楚人愈加注重长沙，不断派遣武将文臣和贵族戍守、经略长沙。楚怀王时，上官大夫靳尚封于宁乡，湘江支流靳江因之而名。吴起变法后，楚国更为强盛，“席卷沅湘”，“南并蛮越，遂有洞庭、苍梧”，将近湖南全境和赣西皆被楚人揽入怀抱，长沙成为虎视赣西、湘南和湘西，回援郢城的军事重镇，也是楚南实际上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被冠以“三湘首邑、荆楚重镇”之称。

　　万事起头难，凡事有个好的开始，往后必将越来越顺畅、精彩。楚人是长沙城的肇始者、奠基者，是他们筑牢了长沙城的根基。以后的长沙城建设，要么在楚长沙邑之处就地翻建；要么随形就势，以楚长沙邑为轴心不断地向四周拓展、壮大。如果把长沙城比作一个圆，那楚长沙邑就是圆心；如果把长沙城看作一个方形，那楚长沙邑就是两条对角线的交会点，长沙城“历经沧桑不变位，遭尽患难仍留名”。

　　贰

　　《晋书·卷十五》载，秦灭楚后“分黔中郡为长沙郡”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年），借以湘水之名新置湘县（长沙）。长沙自此列入中原政权的行政区划，由楚国的一座城邑直接升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。阿房宫、秦直道、万里长城……似乎秦始皇特别对建筑上心，可他却偏爱搞那些供自己享乐和彰显磅礴气势的建筑，而对于长沙郡治“湘县故城”，只是随便在楚长沙邑的基础上稍作一些翻修、调整，敷衍了事。

　　“千古第一帝”秦始皇志不在治，而在开疆拓土。晚年，他强令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、戍五岭，启动征服南越的空前战争。这时，长沙既是前沿阵地，又是粮草等后勤基地，“湘县故城”外临时兴建了很多兵营、粮库，郡内亦开辟了好几条通往南越的“新道”“驰道”。

　　谁会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刘邦竟能掀翻“暴秦”？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，都城临湘县（长沙）。是王当然就要有像模像样的王府、宫殿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临湘县故城……是城即芮筑也。”吴芮一到长沙，就开始建造长沙国都城即“临湘故城”。

　　1996年，长沙五一广场一工地上发现了西汉“安乐未央”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，第二年，五一广场另一工地上挖出了东汉“府君高迁”文字瓦当、瑞兽纹瓦当和滑石质等建筑构件。倘若描绘古代建筑的精美，好像总离不开一个词：秦砖汉瓦。这是因为，秦时制作的砖上常画有米格纹、太阳纹等几何纹饰，而汉时烧制的瓦当上却绘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纹，有的还会写上吉祥之语。

　　“安乐未央”意为长久安逸、欢乐永不结束；“府君高迁”则为祝愿郡守高升。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知晓，五一广场那两处工地上的汉代建筑并非一般房舍，而是巍峨挺拔的王宫、官署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湘州郡廨西陶侃庙，云旧是贾谊宅……旁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是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柑树一。”太傅官署内流水、假山、绿树、鲜花和亭榭楼台等一应俱全，宛如仙境，难怪那只鵩鸟在贾谊宅内生活得“貌甚闲暇”。

　　别看临湘故城城垣高耸，日蔽浮云，却是用黏土夯筑。经考证，其城墙东起今东牌楼、南阳街，西止今太平街、西长街，南始今解放西路，北止今中山西路、又一村。其中，东北角延伸至小吴门，西北角临近大西门。整座城呈南北向长方形，面积约1.5平方公里。不难看出，临湘故城已完全覆盖了楚长沙邑，且规模是其3倍之多。从楚长沙邑那颗小精灵似的菌种长成一朵硕大的蘑菇，临湘故城貌似已经很大了，其实面积也只不过是烈士公园的十分之一，若是闲暇围着城墙散步转圈，一上午转个七八上十圈不在话下。

　　《周礼•考工记》曰：“匠人营国……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。”临湘故城是长沙国王都，建设时必须遵循周礼，即宫殿的东边是祖庙，西边是社坛，前是宫殿，后为生活区。“八字衙门向南开”，宫殿、官署坐北朝南，南为前，北为后，《水经注》说，临湘“城之西北有故市”。

　　《水经注》又说，临湘县北有吴王家，“广逾六十八丈，登临写目，为城郭之佳憩也”。世人都说吴王忠，没错！可是，假设吴王不忠又能怎样？忠与不忠，藩王大多只是被封在一座巨大城堡里的“金丝雀”，忧也罢，喜也罢；哭也罢，笑也罢，都断然不会出城。“楼高百尺倚云端，美景如画入眼帘。”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”无所事事，那就“登临写目”，对月吟诗，让所有的苦闷烦恼随着风，和皎洁的月光一道飘向远方吧。

　　西汉前元二年（前155年），皇子刘发受封为长沙王。刘发也不讲究，因陋就简地住进了临湘故城。后元二年（前142年），刘发回长安（西安）向父皇汉景帝祝寿。寿诞御宴进入高潮，狂歌热舞时，刘发只是“张袖小举手”。汉景帝怜爱其子，问其缘由，刘发答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汉景帝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于是，大手一挥，将武陵（怀化、湘西一带）、零陵和桂阳三郡划归长沙国统辖。

　　刘发乐吗？乐！长沙国陡添三郡，何尝不乐。然而，乐中有苦，刘发只能苦中作乐！殊不知，汉景帝的这一“大方”，再次将长沙推到了阻截南越北上和威慑西南蛮夷的前沿。自楚、秦到汉，长沙一直都是征服和遏制南越的枢括边陲，既是“秦时明月”，又是“汉时关”。车辚辚，马萧萧，绵延不绝的大军从长沙开向南方，套用一句唐诗便是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巍巍南岭人未还。”

　　叁

　　整个汉朝，虽然临湘故城历经多次修葺、翻新，却未见有过增扩。不过，西汉中期，在今岳麓区三汊矶，西靠谷山，东临湘江，用夯土筑就了一座呈三角形的戍城即北津城，清朝同治《长沙县志》载，其“周迥八九里”。东吴太平二年（257年），北津城荒芜多时，为了阻止蜀汉袭扰长沙，东吴在今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一高台上新造了一座夯土城。背靠岳麓山，濒临湘江，长约1.5公里，宽约0.5公里，像一枚平行躺在湘江之畔的橄榄，面积约为临湘故城的二分之一。

　　前后两次在河西建城，一东一西两座城隔江相望，像两个忠诚的战士，拱卫着湘江，守护着长沙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（220—589年），长沙一会叫临湘，一会叫湘州；一会姓刘（备），一会姓孙（权），后来又改姓萧（道成）、姓陈（霸先），像是每人都在忙于争抢地盘称王称霸，哪有空来造城？

　　隋朝开皇十年（590年），南越降隋，天下一统，长沙随即失去“边关”地位。隋、唐乃至北宋，政治、经济中心全在北方，即或“安史之乱”后北方人才、技术南移，长沙获得了一波红利，可那也只是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湘江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是否重视城市建设，显然与其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有关，长沙那时三者不占其一，如何令城市有所发展？

　　好在唐朝中期修通了一条途经长沙的南北主驿道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从长安南行3130里到江陵，折东南570里到岳州（岳阳），再南下550里到潭州（长沙），然后经衡州（衡阳）、郴州，直通广东乐昌，全程6000余里。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这条“国道”和湘江水道一样，不但是政令传达、军事调度的生命线，亦是经贸流通、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，确保了长沙显耀的交通区位优势。

　　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经常可在古装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，一栋挂着驿铺或驿站招牌的房屋静静地卧在古道边，道旁草木葱葱，闪耀的阳光下，远方尘烟飞扬，一匹快马奔驰而来，还未勒住马，来人便扯开嗓子高喊：“六百里加急……”这时，驿铺里便有驿卒紧急接过传递的物件，飞身跃上另一匹骏马，追风逐影而去。从唐朝始，湖南水陆总驿铺就一直设在今潮宗街一带，每天进出潮宗街的人员、车马络绎不绝。“江畔长沙驿，相逢缆客船。”诗人韦迢刺韶州（韶关）路过长沙，就是从长沙驿热闹的人海中，一眼认出了好友杜甫。

　　唐朝贞元十八年（802年），京兆伊杨凭贬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，《新唐书·杨凭传》说，杨凭本性疏荡，为政凌厉，“尤事奢侈”。那时，长沙城还保持着临湘故城的原有规制和风貌，杨凭一到长沙，就用执掌京城的“大手笔”大肆扩城建园。今天，从长沙各时期城址范围示意图就可以研判出，杨凭与后来的继任者扩建的长沙城已东至小吴门、浏阳门，南至南门口，西到大、小西门，北到司马桥、戥子桥以南。

　　杨凭打破了从前死板的造城礼制，新开了长乐门、碧湘门、浏阳门和醴陵门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杨凭将城市园林建设理念带入长沙，通过疏浚连接护城河水系而建成的东池“环周九里”，是长沙首个大型市政工程，也是长沙第一个人工湖。

　　马楚时期，长沙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，但及时行乐的一众马王对扩城全然提不起神来，相反，他们却对修造宫阙、禁苑等挥金如土，兴致高昂，用一句长沙话说就是“一顿哈搞子搞”。马殷仿效天子体制，在城内筑王宫、造凤苑、置官署，廊腰缦回，重檐歇山，宫殿壮丽前无仅有；马希范则在城外挖湖泊、垒假山、栽花草，离宫别墅“其费钜万”，随便一处就占地数千亩。

　　北宋开辟了一条“崇文抑武”的道路，导致潭州知州们全都志不在造城，而在建学舍、书院，兴教化民。整个北宋，长沙变化最大的就是学舍、书院，像岳麓书院、潭州学宫等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建了毁，毁了建，屡毁屡建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宏阔，周正亮堂。

　　为什么总是建了会毁？建筑毁坏、荒圮固然有人为因素，如战争等，不仅能毁掉一片建筑，甚至可以毁掉一座城池。但更多却是自然而为，建筑如人，也有生命周期。江南卑湿，砖木结构的建筑寿命一般在40年左右，砖混结构稍为长一些，可也就50年左右，翻开《宋史·列传》，就会发现不少潭州知州都曾勤力修缮过岳麓书院。

　　肆

　　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，金兵从江西进犯长沙，“围八日，登城纵火”。城陷，金兵焚城劫掠6日后撒腿北去。这可把往后几任潭州知州吓得不轻，李纲一上任就以长沙城太大、不便于守备为由，奏请将城墙裁截掉三分之一，未准。下一年，折彦质知潭州，继续上奏，直到百余年后的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，才在知州向士璧的手上完成这一工程，即北城墙从北宋末年的开福寺以南回移到今湘春路一线，长沙城墙缩短至“十四里有奇”。至此，长沙城已基本定型，范围东接芙蓉路，南至城南路，西临湘江，北至湘春路，面积约为4.5平方公里，不及烈士公园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从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，再到三分之一；从春秋战国一朝一夕地挨啊挨，终于挨到了南宋，这是一个多么长远的过程啊。都说从前车马慢，敢情从前长沙造城的速度比车马还要慢。

　　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成书的《元丰九域志》列举了6座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，潭州忝列其中。宋室南迁，长沙战略地位凸显，人户更繁，商业更盛，游历长沙的南宋诗人张祁曾形象地赞咏：“长沙十万户，游女似京都。”

　　南宋长沙城布局冲破祖制，不再将里闾与官府分区。2011年，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工地上发掘出了一南宋街巷遗址。这条街巷残长47.5米，宽3.2米，两边是一栋紧挨一栋的房屋基址和整齐划一的青砖商铺地面，官衙、住宅和商铺鳞次栉比。2019年，在今黄兴北路和营盘路交会处东北角，同样发现了一处沿街百姓居所和商肆密布的宋代“街市”。

　　人口一多，用水量就多，可这似乎难不倒宋朝长沙人。本世纪初，在五一广场东北等南宋官府区和百姓里坊坡子街，开掘出了高规格的大型官修地下涵渠。这些网状涵渠相当于现在的“自来水”管道，源源不断地从湘江提水，将其直接输送到官府和百姓家里。

　　千年之前，长沙人就可以享用“自来水”，这不得不说是奇迹。

　　南宋长沙隆盛还在延续，《元史·食货志》载，扬州千吨商船溯江“远及长沙”。身在扬州的马可·波罗见证了这些奇迹，在其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里将长沙划入长江沿线新兴商业大城市之一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元朝诗人陈孚吟潭州之诗：“百万人家簇绮罗，丛祠无数舞婆娑。”

　　明朝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设立长沙国，潭王朱梓就藩，460多年后，长沙在继五代十国的马王之后又有新王了。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。”长沙城重新回到了王城规制，城中有城，城郭分立。这一年，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着手改造夯土城墙，城基全用条石码到8尺高，石基以上到女墙顶部皆用糯米灰浆黏合青砖砌成。

　　条石、青砖、糯米灰浆，怎么如此“奢侈”？可为了守卫王城，以求高枕无忧，这点投入又算得了什么？

　　城墙修整一新，坚城长沙“城池崇屹，甲于他郡”。其中，墙高2丈4尺高，周长2639丈5尺（折合8446.4米），新圈进了龙伏山巅等几处高地。相较于南宋城墙“十四里有奇”，这次增加了差不多3里。城墙上设有4679个雉堞，每个高2尺。城西凭据湘江天险，其余三向绕以人工护城河，水面均宽6.5米。同时，开设了浏阳门、小吴门、正南门、德润门、临湘门、潮宗门、通货门、湘春门、新开门（后改为兴汉门）9个城门，对应城内一条正街。

　　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，年轻气盛的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。明朝不乏一些奇葩的皇帝，诸如不许杀猪的朱厚照、沉迷炼丹的朱厚熜、“木匠皇帝”朱由校……或许吉王身上就自带皇室的那些奇葩基因，对于建筑格外倾心，如痴如醉。他仿照顺天府（北京）紫禁城宫制扩造藩王府，“工役浩繁，财费巨万”。新建吉王府“广袤若干里”，清朝《湘城访古录》云：“考明藩邸制，五殿三宫，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，城垣周以四门，堂库等室在焉。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，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。”

　　吉王和当年的马王一个德性，深谙享乐之道，在王府正殿后辟出一方宫苑园林，用太湖石堆砌成高耸的假山群，“嵌空磊砢，石径逶迤”。假山群西面凿有万春池，水面辽阔，碧波浩渺。夕阳西沉，万春池里洒下一池金光，吉王领着一群宫娥妃嫔，绕过水波，再沿盘旋的石径攀援至假山之巅，俯瞰长沙城内众生，得意洋洋地模仿李白的神态吟曰：“飘然乘云气，俯首视世寰。”

　　伍

　　再坚固的城墙也挡不住内乱的侵蚀，再富丽堂皇的宫殿也经不了火烧。

　　“多少遗宫成瓦砾，无穷战垒聚锋芒。”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十月，张献忠拿下长沙，杀气腾腾地闯入吉王府，翻箱倒笼地一番搜罗后，学着项羽当年焚烧阿房宫的模样，一把大火将昔日金碧辉煌的吉王府化作了焦黑残垣……清朝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，长沙守将洪承畴觉得吉王府那些残留的砖头废弃了可惜，下令将其拆了加固、补缺长沙城墙。清兵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方才将吉王府拆卸得片瓦无存。

　　可是，哪怕是用吉王府之砖头加固的城墙，照样不能挡住内讧军队的炮击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二月，“逆贼吴三桂”兵临长沙城下，守城清军惮于贼军“兵锋甚锐”，主动献城。“石头城墙受不起几个开花炮。”毋庸置疑，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作为“卫君”和军事戍防工事的城墙，面对坚枪利炮，俨然已失去了原初的意义。

　　有城墙和没城墙一个样，从此，清朝长沙官员对整修加筑城墙失了兴趣，长沙城墙像个弃儿，听凭其在风剥雨蚀中凋零、破败。

　　“南门到北门，七里又三分。”这首长沙童谣一直从明朝唱到清朝末期。查阅清朝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《长沙府疆域图》和明朝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《长沙府图》，清朝长沙城墙几无变化，只是将正南门改称为黄道门，临湘门、草场门分别改称为驿步门、潮宗门。

　　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辛弃疾知潭州，为了加速创建飞虎军营垒，曾组织囚犯到望城丁字湾采石，“以石赎罪”。后期，还利用麻石“广辟衢陌”。到了清朝雍正年间（1723—1736年），连续几任长沙知府锲而不舍地对城区大小街巷进行了麻石路改造。先用条形麻石直铺固定两边路基，再将条形麻石光滑并凿有线槽防滑的一面朝上，一路横铺过去。麻石坚硬耐磨，若是雨后，斑驳陆离的石纹尽显，细细密密，怪不得民间就传说“丁字湾的麻石五百年长一寸”。

　　长沙现存清朝修建的麻石街巷包括潮宗街、化龙池、金线街等。冬日小雨，笃笃走在水淋淋的潮宗街上，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，静静地刻在麻石之上，刻在老长沙人的记忆深处，那么分明，那么温馨。

　　清朝王达著《善化地理》载，仅善化“县治人口十万。贸易甚盛，尤以南门，小西门为最”。随着长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贸活动的频繁，尽管后期又凿了4座城门，依然不能解决日益吃紧的通行负荷。城墙已成累赘、羁绊，制约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　　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1903年，长沙开埠，时常可见“洋人”手端相机在街头穿梭、拍照，镜头里的长沙城墙已是颓垣断堑，有的沦为一条陋巷，有的树木参差披拂、杂草丛生。墙内，深宅大院，飞檐反宇；城外，拥挤低矮的房屋一直延伸到湘江边……城头像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落，旮旮旯旯满是秽物。

　　更有一张照片显示，荒凉的长沙城墙上稀稀拉拉地植立着几根电线杆，一位头戴礼帽、身着束腰连衣裙的时尚妇人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擎着遮阳伞，站在一个女墙残口前聚精凝神地眺望远方……是啊，远方是一片多么旷阔的世界，何曾不是心灵深处最真挚的憧憬？

　　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城，以盛民也。”“市，买卖所之也。”城就是城市，是一个大型的人类聚居地，同时也是一个浩大的市场。“民，乃城之本也。人心往之，城必兴焉。”不必纠结、感怀，人兴城兴，唯人才是城市的主体，一座以人为本的城市无需界限。

　　城墙“高高低低，弯弯曲曲，商业上、交通上，诸多碍事”。拆除长沙城墙势在必行。

　　1933年10月1日，长沙成为继广州之后全国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，城区面积达到48.5平方公里，是烈士公园的3倍有多。为了给现代交通规划让路，长沙城墙开始了规模化拆除，经过有识之士的反复呼吁，方才留下一段天心阁城墙。“阁上九霄迎日月，城留一角看江山。”今天耸立的天心阁城墙，是人们感知长沙漫长历史变迁中的一个耀眼坐标。入夜，登城“打卡”的人们熙来攘往，城上，“手可摘星辰”，城下，是至美的人间烟火。

　　城墙是一座城市的纪念碑，它不仅仅是一面墙，而是“秩序的边界”，是一种象征、一个标志。不可否认，城墙虽然束缚了人们的思维、行动，却也曾给人们带来过心灵的慰藉和缠绵的诗意。

　　犹如人心，今天的城市再也不可能会以墙断隔，只会越来越畅泰、亮敞。

　　作为一座现代化的特大城市，山水洲城长沙，依然还在以2000多年前的楚长沙邑城址为中心，沿着湘江两岸铺展、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