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兴短文之风

　　傅舒斌

　　文学萎靡沉沦已久，其因众多，窃以为主要是文风之积弊使然。文风浮夸，长篇累牍者屡见不鲜，精短简约者少之又少，空洞无物，无病呻吟，这是当今文坛疲弊不振的集中表现。文学被边缘化，看似受娱乐多元化冲击，实则是自身背离读者、脱离实际所致。当下不少作者，喜好“长篇大论”和“宏大叙事”，追求字数多、篇幅长，洋洋洒洒，自鸣得意，以为这便是写作能力高超的标志——如单篇随笔动辄万字，为长而长，乐此不疲，如此一心行堆砌之能事，但读者并不买账，避之唯恐不及。试想，创作与阅读长期如此背离，文学又怎能不日渐式微？

　　有人习惯将篇幅长短等同于造诣深浅，视冗长为深刻，以空洞为高远。写一篇游记开笔三千言却一直在铺陈路径，五千字后仍然未及核心感悟，如此似裹脚布般又长又臭的文章，又哪来共情和美感？鲁迅先生说“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，这是坏文章的第一个罪状”，真是一言中的。佳肴贵在味醇，非在盘大；宝剑贵在锋利，非在柄长。无病呻吟的长篇，远不及振聋发聩的短章。

　　古今中外，优良文风素以“短实新”为追求和依归，而且明确“短是第一位的”。

　　清人吴楚材、吴调侯编选《古文观止》，收录222篇佳作，其中多为千字短文，甚至百字小品，历三百年而不朽，成为古文经典中的经典。《曹刿论战》寥寥数百字，尽显谋略智慧；《陋室铭》81字，道尽安贫乐道之理；《小石潭记》不足200字，却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化境……遍览全书，每篇文章都呈现出“大道至简，要言不烦”的特性，让人读后获益匪浅。

　　近代以来的大家们多以短文见长。鲁迅先生一生所作，最长的小说只一中篇，其余皆为短篇。莫言曾说，愿意将自己的所有作品“换”鲁迅先生的一个短篇，则心愿足矣。鲁迅的杂文每篇大抵在千字左右，如投枪匕首，直击时弊，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”。他曾言写文章“力避行文的唠叨，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”。文章大家毛泽东以简洁凝练的文风著称，如“老三篇”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都只千字左右，然而篇幅虽短却字字千钧，指引时代的方向。

　　国外的文豪们深谙短文之道，莎士比亚称简洁是智慧的灵魂，他的十四行诗每首只短短十四句，却道尽爱恨悲欢;聂鲁达的短诗惜墨如金，充满了力量，被誉为“人民的歌”；纪伯伦的短章如行板，件件精致隽永，广受读者的喜爱和推崇。短文看似易作，实则比长文更难，它更需炼字焠意，去芜存菁，以最少笔墨承载最深内涵，非有真才实学而不能为。

　　文章是生活及情感的表达，生活中的日常点滴、柴米油盐、喜怒哀乐以及所见所感所思等，大都平常而平凡。尤其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AI时代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，数字阅读、轻松阅读、快捷阅读已成为常态，人们已无耐心啃读冗长而沉闷的文字。反观近年来短剧爆火现象，可以引为借鉴。单集三五分钟的短剧因契合当代人“轻量化消费”的需求，催生出庞大的阅读市场。光明网分析这一现象认为，短篇作品凭借轻量化篇幅成为“信息流喂养”的最佳载体，其跨媒介传播的潜力更不容小觑；而那些不合时宜的长篇大论，既不适应阅读场景之变，也违背了生活本质之真，最终沦为文字垃圾，是在所难免的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《文风体现作风》一文中指出，写文章总的原则是“当长则长，当短则短，倡导短风，狠刹长风”。由此可见，文章要写好，受欢迎，首先得改良文风。文风也是作风、世风，文风一改，作风、世风也随之大变，使全社会“惠风和畅，善莫大焉”。改良文风，应大兴短文之风。短文之要，一曰“实”，言之有物，扎根生活，不做空泛之论；二曰 “真”，写真话、诉真情，不矫揉造作；三曰 “新”，见人所未见，言人所未言，出新意于平淡。要让文章“走下来”“短下来”，从象牙塔走向市井，从故纸堆走向生活：不强求“宏大叙事”，日常琐事皆可入文；不堆砌华丽辞藻，朴素语言更显真情，应“甚辨而不烦，极博而不芜”，以 “文约而事丰”为追求，用最俭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思想情感。

　　当然，大兴短文之风不是排斥一切长篇之作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方是正道。摒弃浮夸文风，回归文学本真；拒绝无病呻吟，倡导求真务实。创作者只要都拿起“短实新” 的利器，炼字炼意，写真事抒真情出真知，就能让更多短小精悍、掷地有声的文章涌现，让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更大生机，赢得更多喝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