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大写的人

　　曾玉平

　　要不是偶遇他弟弟，他，恐怕将永远沉淀在我记忆长河的深处，如同老家屋前那口被苔藓半掩的老井，幽深、安静，只在某些恍惚的梦里，才泛起一丝遥远而模糊的波光。

　　那是2023年的4月，春深似海。刚退休的我，像一只终于归林的倦鸟，回到了家乡平江。在县城，人情温热，亲朋好友的聚会，一场接着一场。一次，在表弟召集的聚会上，他特意向我介绍坐于右手边的客人：“这位是苏老师，岳阳日报社原来的编委。”我忙转身，伸手相握，连声道“苏老师好”。他的手宽厚、温暖，有一种令人安定的力量。自我介绍时，我特意提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——江洲村。他闻言，眼中掠过一丝熟稔的光亮，用那口略带异地腔调却努力贴近乡音的老家话笑着说：“那我们算是一家人了，我曾在江洲村隔壁的黄桥村插过队，现在两个村并成一个村了。”

　　席间喧闹，酒杯轻碰的脆响与乡音土语的暄热交织在一起。我细细打量这位苏老师，他的面容、神态，尤其是那双沉静含笑的眼睛，忽然像一把钥匙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撞开了我记忆深处一道尘封许久的门。一个几乎被岁月淹没的形象，挟着20世纪70年代初，那混合着粉笔灰与阳光味道的空气，猛地跳到了我眼前。

　　那时，我还是江洲小学一个身材瘦小、却对世界充满懵懂和好奇的野孩子。进入初夏，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油漆工，为教室刷新斑驳的门窗，也为我们那块坑洼不平的黑板披上“新衣”。他说的是一口好听的普通话，像广播里的声音，却又更亲切；他长得英俊、高大威武，干活时挽起袖管，手臂的线条利落有力。最神奇的是他刷出的黑板，乌黑、平整、细腻得仿佛一匹展开的墨色绸缎。老师们用粉笔在上面书写时，都说“滑溜、得劲”；我们坐在下面看，白色的字迹衬着那沉静的黑，格外清晰养眼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们的语文老师病了，他临时代课。课文的具体内容早已模糊，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，将字词句篇讲得生动鲜活，仿佛一个个方块字都在他口中活了过来，有了色彩与温度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——苏世恒，是隔壁黄桥大队的知青。后来，他还教我们唱歌，教的是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他那浑厚而充满感情的歌声，穿过简陋的教室，回荡在屋宇和田野。在我童稚的心里，竟觉得那歌声比大队部大喇叭里传出的，还要好听，还要动人。

　　我看着眼前这位神态相似的苏老师，心绪难平，试探着问：“苏老师，您……认识一位叫苏世恒的吗?”他先是一愣，随即朗声大笑，那笑声里有一种血缘相通的爽朗与慨然：“当然认识!苏世恒是我大哥!我是他老弟苏世扬。”一股热流蓦地冲上我的心头。我急急地追问：“那……苏世恒老师，他现在还好吗?”笑声停了。苏世扬略略沉默了一下，眼神投向窗外迷蒙的春色，声音轻了下来：“他啊……走了，前几年过世了。”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。方才席间的暄热，忽然退得很远。那个在记忆里刷着油亮黑板、唱着激昂歌曲的英俊青年，那个刚刚被我“找回来”的苏世恒，竟已在另一个世界了。失落与怅惘，像冰凉的溪水，漫过心头。

　　自那以后，由于苏世扬老师常居县城，又热心黄泥湾大屋的修复保护，我们经常见面。茶余饭后，我总会问起苏世恒老师的情况，苏世扬老师断断续续给我讲他们的家世，讲他大哥苏世恒如山路般曲折、又如岩石般坚定的一生。那些散落在岁月尘埃里的片段，被一点点拾起、拼合。我记忆深处那个单薄的青年形象，逐渐血肉丰满，站立起来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、让我仰望的“人”的形状。我忽然觉得，他这一生的奋斗、选择、为人、担当，以及那份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，已不能用“好人”“能人”这样简单的词来形容。他，活脱脱就是一个“大写的人”。

　　何谓“大写的人”?我想，首先在于他灵魂的尺寸与重量。苏世恒出身于一个令人仰慕的“红色家庭”。母亲是解放初期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部，父亲是同时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文凭的高才生。他本可以沿着一条铺满阳光的坦途前行，然而，命运的风将他吹向了另一条荆棘密布的山径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他的父母响应党的号召，跟随部队南下广西，并留在桂林市人民法院工作。60年代初期，全家下放回东北老家，后来又举家来到母亲的故乡——湖南平江农村。北上南下，颠沛流离，他最终像一颗被偶然掷出的种子，落进了平江县南江镇罗洞村这个山村里。这一落，就是46年。

　　最匪夷所思，也最见其人格高度的，是他人生的关键抉择。当政策允许，父母复职回桂林，他也可以随之返城工作时，他放弃了。在“国家粮”的铁饭碗与山村里一个沉重家庭的担子之间，他毅然选择了后者。那时，他已入赘罗洞村，妻子是位带着3个与前夫所生孩子的农村小学老师，孩子们当时分别只有12岁、9岁和6岁。回城，意味着抛下这孤儿寡母，独自奔赴前程。从世俗的、功利的角度看，这选择近乎“傻”。但苏世恒的心里，有一杆秤，秤的一端是个人前途，另一端是“责任”与“良心”。几年的相处，他已视这些孩子为己出，那份情感的牵绊，比任何锦绣前程都更有分量。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，一个继父的慈爱，更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对“信义”二字的千金一诺。他用自己的后半生，守护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，给了3个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，一份厚重如山、完整无缺的父爱。这担当，撑起了他“人”字的那一撇，坚实，有力，向大地深处扎根。

　　“大写的人”，其心胸必然辽阔，能装下比自身得失更广大的东西。在罗洞村，苏世恒这个名字，是“热心肠”的代名词。他的网名叫“大爱”，而他的一生，都在诠释这两个字。邻居易大娘的孙女天生脑瘫，他不仅帮忙联系远方的专家，更日复一日、不厌其烦地教她唱歌。音乐，成了照进那个封闭世界的一束光，让一个被命运苛待的生命，找到了快乐与自信。这份耐心与善意，超越了血缘，是人性深处最纯粹的光辉。

　　他爱脚下这片土地，爱这里的乡亲。于是，花甲之年，他为了寻找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墓地，和几位村干部，坐着破旧的中巴车，远赴千里之外的中越边境；新冠疫情袭来，73岁的他第一时间骑着摩托车，载着扩音喇叭，上岭下墈，用略带东北腔的当地土话，将防疫政策喊进每一个山坳；他热爱摄影，村里人的红白喜事、孩童的笑脸、丰收的庄稼，都是他镜头里珍贵的画面，而他总是为困难户免费拍摄、冲洗、赠送;他做事公道正派，村里搞建设，他是出了名的“义务监工”，坚持原则，却总是自掏腰包给工人们买凉茶、备点心……他将自己全然融入了这片异乡的土地，成了罗洞村血脉相连的一部分。他的心胸，装下了邻里的疾苦，装下了家乡的荣光，装下了公益的责任。这胸怀，构成了“人”字的那一捺，舒展、开阔，拥抱人间烟火。

　　“大写的人”，其精神世界必定丰盈而坚韧，能在任何境遇下，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。苏世恒的底色是“知青”，是“老三届”，他的行囊里，除了生活的艰辛，还装着知识与艺术的种子。他是大山里的“音乐家”，美声唱法炉火纯青，是镇里卡拉OK大赛的金奖得主，甚至担任过乡村春晚的导演。他爱唱歌，歌声是他乐观的天性、不泯的情怀最直接的流淌。即便在病重弥留之际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，也不是哀乐，而是自己在“全民K歌”里录制的一曲曲生命欢歌。他嘱咐家人，丧事从简，追悼会上不放哀乐，就放他唱的歌。这是何等的豁达与浪漫!他将生命的告别式，变成了自己作品的“演唱会”。这乐观与豁达，是他精神高地的旗帜，让那个“人”字，不仅立于地上，更向着天空，闪耀着独特的光泽。

　　他更是一位“好老师”。这“老师”的身份，不只在于他曾短暂地在村小代课，更在于他用一生的言行，为子女、为后人、为乡邻，上了一堂漫长的、无声的“人生课”。他教育子孙要爱国、爱党，将责任与担当的家风传递下去。在他的培养下，那个曾经罹患脑瘫的邻家女孩，在音乐中找到了自信，他自己的孙女，更是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。他对待生命的热忱，对待困境的坦然，对待他人的慷慨，本身就是一部最生动、最深刻的教材。他让身边的人明白，一个人可以怎样有尊严、有温度、有光彩地活着。

　　2021年9月14日，74岁的苏世恒走了。追悼会极其简朴，一如他所愿。一副挽联，一小篮鲜花，没有悲戚的哀乐，只有他生前浑厚温暖的歌声，在山间田野回荡。从去世到下葬，不到10小时，不设宴、不收礼、遗体火化。南江镇党委书记在慰问时说，这是一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。而罗洞村的百姓，在悲伤与怀念中，真正读懂了这个与他们朝夕相处了半个世纪的“外乡人”。

　　一次，我问苏世扬老师，您大哥的墓地在哪?我想去看看。他说，他没有单独的墓地。我忙问是怎么回事，他告诉我，大哥生前有交代，身后不必单独为他建造墓穴。他的骨灰盒，被轻轻地、郑重地安放进了母亲的墓穴之中。他就这样静静地、永远地依偎在了母亲的身边。这位一生为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，而扎根山村的丈夫，这位用脊梁扛起别人人生的父亲，最终以最传统且最深沉的方式，回归了生养他的血脉源头。这最后的安排，仿佛是他传奇一生的一个宁静注脚：无论走得多远，担当得多重，他始终是母亲的儿子；而他一生所践行的那种超越小我的大爱，何尝不是对母亲那辈人的革命情怀与奉献精神，最独特、最坚韧的继承?

　　我的思绪，又飘回到了50多年前的江洲小学。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年轻的苏世恒，他刷完最后一块黑板，洗净手，站在简陋的讲台上，阳光透过木格窗棂，洒在他身上。他微笑着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，我教大家唱支歌。”然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那金子般的声音便流淌出来：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

　　那歌声，穿透了时光。当年那个懵懂的孩童，如今已两鬓染霜。我终于明白，那个在讲台上放歌的青年，那个在山村里坚守一生的老人，用他朴素而辉煌的一生，在我、在所有知晓他故事的人心中，写下了那个力透纸背、光芒永存的大字——“人”，一个真正大写的“人”。他让我们懂得，人的高贵，不在于位置多高，财富多丰，而在于灵魂是否饱满，肩膀是否担当，心胸是否辽阔，精神是否昂扬。他是一座山，沉默地矗立在那里，却为我们标注了生命应有的高度与重量。他也是一首歌，曲终之后，那余韵仍在青山绿水间，在我们心间，袅袅不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