烽火里的岁月——长沙人大离休干部的抗战故事

八十年烽火已熄

英雄的故事从未褪色

在星城大地

无数抗日英雄用热血与忠诚

铸就了不朽的民族脊梁

他们的故事

是镌刻在岁月里的精神丰碑

是照亮我们前行的不灭灯火

让我们聆听

长沙人大2位离休干部的抗战故事

保护马县长

我的家乡滦县在“七七事变”后成为了沦陷区，1938年“冀东大暴动”后，北宁路以北的党支部得以保存，北宁路以南因为全是平原，无地形庇护，一直饱受日本人侵扰。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，眼看着家乡被毁、生灵涂炭，校长、老师、学长们纷纷投身革命，心中也暗暗埋下了保家卫国的种子。17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我们村成立党支部，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，带领本地干部开展宣传抗日、除奸、发展党员、“二五”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活动。因工作出色，区委书记命我脱产，前去协助马县长的工作、保护马县长的安全。

秘密寻找马县长

这位马县长，是毕业于铁道学院的大学生。在那时候，认识几个字就算知识人，这样的大学生是少之又少的，加之他为人正派、原则性强，在当地有口皆碑。可是，我该上哪儿找他呢？当时，县长不像现在这样有固定的地点办公，一是条件不允许，二是为了安全。县长和其他的干部一样，都是打游击，不定期的转移活动地点。区里的干部告诉我，县里有个交通站，县长到哪，就会给这个交通站送个信，称之为送“官信”，凡是要找县长的人，都必须先找到县交通站的站长，只有他知道县长在哪儿。据此，我找到了马县长。见到马县长时，我暗暗感叹，他真是名不虚传：谈吐不凡，稳重得体,文武双全。于是，我庄重地把区里开的介绍信交给了马县长，他应是早已和区政府交流沟通过，心里有了计划安排。确认完我的身份后，便当场任命我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，主要负责保管机要文件、文印，协助处理重大事情。当时的县政府除了县长和我以外，只有一个民政科员、一个公安科员、一个内勤、两个外勤，总共才7个人，可谓是人少任务重，遇到了不少艰难险境。

惊险的隐蔽行动

要保护马县长的安全，首先要解决隐蔽藏身的问题。我们当时所在的村是平原地，也没有青纱帐，只能挖地道。但是，因为地靠渤海湾，临近海边，地下水不好处理，所以地道难以挖深、挖大、挖通，严格来说只能算得上是地洞。先天不足后天补，我仔细研究了当地的地形地貌，因势利导，琢磨出了有着“双重隐蔽”功能的地道挖掘方法。地点的选择很重要，首先要找个有沙垛子和灌木树丛的地方，在灌木丛中开出一条小路，人可以直接卧在灌木丛中进行隐蔽或匍匐前行，矮而密的灌木正好可以遮盖住人，形成第一道隐蔽场所；然后再在灌木丛的两个外侧开沟，在沟里挖地洞，地洞要尽量挖得四四方方，在入口处安个木头框子，框外有盖，做成像一个小门的形状，进去以后，顺着树根的地方打几个气孔，以供人能在地洞里呼吸，这样的地洞，可以躲三到四个人，是第二道隐蔽场所。这样 “双重保险”的地道，很快就体现了它的作用。有一天，我们突遇日军包围，本计划让马县长一家先行躲到地道中，谁知，正在我准备物资前往地道的半路上，就发现了敌人，于是我匆忙放下东西往前赶，通知马县长敌人马上就到，来不及去地道了，需即刻就地隐蔽在灌木丛中的小路里。果然，我们刚卧倒，敌人的马蹄声就靠近了，幸亏有这第一道防线，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。不久，我们就听说那天原来是日军接到了内奸的告密，专门去堵地道口的，一位同事被生生堵在了洞内，被活捉后生死未卜，而我们却凭此惊险逃过一劫。

一天之内三遇鬼子

经过地道被堵的事件后，敌人掌握了我们的隐蔽地点，加之有同事被捕，后果难测，人员和文件都需紧急转移。于是，马县长把他的儿子和重要文件、文印交给了我，叮嘱我务必把他们在一天之内安全送达至一名叫刘树贵的同志家，而他则亲自带领其他干部分头行动，引开敌人注意力，第二天再赶来与我会合。接到这个任务，我深感责任重大，马县长交给我的都是他最珍贵的东西，一定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，保护好他们就是保护好了马县长。但行动起来很不容易。刘树贵家离我们所在的村相隔了近一百里地，加之鬼子活动频繁，很有可能在路上撞见。果不其然，一天之内，我就三次遇到日本鬼子。第一次：我发现一个村子看起来十分古怪，村里没什么人，偶有村民见我们面孔陌生，也格外警惕，我怕他们以为我是特务，便跟他们交了底，说我是县干部，村民这才告诉我们，这村里刚被日军扫荡过，还有日军没有撤，并顺手指了指远处还在行恶的鬼子，让我们赶快走。第二次：我在前行途中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，水流湍急，我穿着棉大衣，过河都成问题，更何况一个小孩子？拖在这里只会等来敌人，正在焦急时我想起这个村有我一个老联系人，是一对军属夫妇，于是，我把马县长的儿子托付给他们，约好第二天来接，自己再把文件、文印等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了个严严实实，揣着游过了河，刚到河对岸，就看到敌人追到了岸边，可惜不能过河，只得作罢。第三次：我刚进村，就发现敌人在马路上，便顺小路躲进了一个烧砖窑，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，紧急之下我朝他们开了两枪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迅速逃走了。最终，我在晚上赶到了刘树贵家，完成了任务。马县长一行也在第二天赶来与我成功会合，并一同接回了他的儿子。

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

我叫高峰，山西临县人，1925年9月出生，1940年1月参加革命。1945年，我分配到八分区贸易总公司，当时，八分区遭到敌人的封锁，食盐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异常短缺，我们在区政府的领导下，与敌人斗智斗勇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证了基本的军需供应，甚至还在贸易过程中获取了不少宝贵的地方情报，最终取得了贸易战争的胜利。194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十三四岁就参加了革命，当时因为年纪小，不能上战场，部队便安排我搞后勤。相比战友们的浴血奋战，我的经历自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，但也有一些特别的感悟，那就是——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。

经济基础对一个部队的存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打仗固然需要智谋、勇气、决心、技能，但基本前提是要保障战士们有得吃、有得穿。一旦粮草断绝、无衣无鞋，未战而先衰，胜利又从何谈起？我们党正是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，虽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，但仍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抓经济，尽全力准备好军队所需的粮食、物资，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

广泛宣传征收公粮

1938年，刚参加革命的我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征公粮。起初，这项工作十分艰难，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低，识字的都没有几个，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危急性、战争的残酷性没有深刻的认识，反感逃避情绪的人大有所在。我跟同行的前辈一起，上门跟老百姓耐心做好思想工作，召开村民会议和群众大会，宣讲抗战形势，讲清征收公粮对于保卫边区的重大意义。同时，我们还制作了宣传标语，将标语贴在村头，号召大家积极响应征公粮，营造军民一家亲、互帮互助的浓厚氛围。由于我曾经上过小学，同学之间关系很好，且受过教育的同学们普遍思想觉悟较高，我便联系他们，拜托他们和自己的亲人朋友多解释多沟通，争取支持和理解。逐渐，征公粮的事情得到了大部分百姓的认可。一位曾经对征公粮强烈反对的老大爷跟我说：“唉，没想到保护我们的部队条件是这样的艰难，早知道是这样，让我自己吃糠也愿意啊。”最终，我们按照规定的征收比例，顺利地征收到了供给军队的粮食、鞋子等物资，有的老百姓甚至主动要求多交一些物资。

自己动手开荒种地

1942年整风运动过后，延安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。为保证粮食供给，减轻百姓负担，我们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动手，开荒种地，渡过难关。于是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。我当时是分配在临县的山北开垦荒山。对于从小干农活的我来说，开荒种地是得心应手的。我重点负责了一片谷子地的开垦，先将荒山上的杂草除去，避开重硬茬地块，选择地势相对平坦，土层相对深厚，排水能力良好的地块进行种植，平日里定时施肥、除虫。其他的干部也跟我一样，纷纷运用自己擅长的农活知识，投入到了开垦荒山的行动中来，大家分工明确、干劲十足、效率惊人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原来的荒山就变成了我们自给自足的“宝山”，不但种植了粮食谷子，还种植了绿豆、蔬菜等农作物。

没有硝烟的贸易斗争

1945年，我被分配到八分区贸易总公司。当时，八分区遭到了敌人的封锁，食盐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异常短缺，各种军需用品更为紧缺。为打破这种不利局面，边区政府确立了八分区经贸工作的指导思想，即对内自由、对外管制、发展贸易、繁荣经济，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、掠夺和垄断。具体来说，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办法：一是充分利用日伪军内部的派系矛盾和贪财的弱点，以及汉奸急于完成为日军采购粮食、土特产品任务的需要，大力做日伪军方面的工作，说服他们私下购买我们的东西；二是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，凡根据地能出口的东西，都以低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价格卖出，凡根据地需进口的货物，不惜以高价收购，尽量使外商有利可图，也实现了我们把要卖的东西卖出去、要买的东西买进来的目标；三是注重研究周围地区的金融、物价趋势，掌握规律，争取主动。就这样，到抗战胜利前夕，我们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证了基本的军需供应，甚至还在贸易的过程中获取了不少宝贵的地方情报，使这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