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文人墨客“不到潇湘岂有诗”背后的故事

　　夏末初秋，历来是人们出外旅游的好时候。唐宋时期，出外旅游的湖南人肯定有，因为史籍鲜有记载，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。但这一时期来潇湘一游的文人墨客却比比皆是，他们当年一游的地方也成为今天人们一游的景点。

　　长沙晚报记者 范亚湘

　　李白两次泛舟洞庭，第二次被远在甘肃的杜甫深深牵挂

　　那一年，李白25岁。一直在四川江油县青莲乡隐居的他，意欲像道家始祖老子当年骑青牛走出函谷关一样，顺着涪江漂过剑门关，再经嘉陵江至长江，乘风破浪、跋履山川，去践行一个大丈夫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”的凌云壮志。

　　25岁的李白出蜀，他乘舟沿江出三峡，渐行渐远，家乡的山峰慢慢隐没，只有滔滔江水仍跟随着他。不久，他就经荆门山到达江陵，随后顺着江水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。这时，在蜀中经常一起出游的好友吴指南也到了楚地，李、吴二人计划一起沿湘江溯流而上，到九嶷山去拜祭舜帝。然而，出门在外，似乎总有些难测之事骤然降临，孰料健壮威猛、膂力过人的吴指南竟在洞庭湖上暴疾而亡？李白虽“泣尽而继之以血”，却终究无法唤回其好友，只好在湖边的一处树林中找到一处稍高的坡地，砍来一些带叶的树枝，将吴指南的尸体严严实实捆扎起来，挖一个深坑将吴给葬了。

　　有了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，李白似乎已无再游潇湘的兴趣，只得郁郁寡欢独自顺长江而下了。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”“山川如郯县，风日似长沙”，即使李白没能如愿游潇湘，但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忘记潇湘，在他的诗作中，曾经屡屡提到长沙，对潇湘无不有一种倾慕之情。

　　33年后，李白终于等来了再游潇湘的机会。唐至德三年（758年），李白因“永王璘事件”由浔阳“长流夜郎”，据说是当船行到西陵峡时，恰逢夏末秋初，因关中遭遇大旱，朝廷宣布大赦，规定死者从流，流以下从赦。重新获得自由的李白当即掉转船头顺流而下，不日就到了洞庭。李白这次并没有游洞庭的心情，他找到已是一堆白骨的吴指南，用包袱包裹好背到了江夏（武汉），且在友人资助下重新安葬了吴指南。这时，李白的族叔、刑部侍郎李晔贬官岭南，南下行经岳州，正寓居在谪贬岳州的贾至府上，当得知李白滞留江夏后，当即去信邀他来湘同游洞庭。

　　经历了“永王璘事件”后，李白也不再奢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，无论是在诗风还是在行为上也放得更开了。再次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，发思古之幽情，赋诗抒怀。“日落长沙秋色远，不知何处吊湘君。”这次，李白玩得很疯，写了五首诗。但身在秦州（甘肃天水）的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在为他所敬仰的好友李白担忧，闻之立刻写了一首《天末怀李白》的诗：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？鸿雁几时到，江湖秋水多……”凉风乍起，景物萧疏，怅望云天，此意如何？人海沧茫，江湖多险，无限悲凉在与李白相惜的杜甫心中不觉凭空而起。

　　杜甫在湖湘亦游亦居了近两年，他人生最后的两年在湖湘度过

　　10年后冬末那个“舟雪洒寒灯”的时刻，因投靠在湖南衡州（衡阳）任刺史的好友韦之晋而“转作潇湘游”的57岁的杜甫入洞庭湖到达岳州，在此游历会友两月有余。第二年早春，杜甫溯湘江而上，经乔口、铜官和新康到了长沙。杜甫在湖湘亦游亦居了近两年，并客死湖湘。

　　那时，湘江流经长沙一段又叫青枫江，两岸有很多古老的枫树。早前，唐开元尚书丞相张九龄乘船经湘江回老家韶州（广东韶关）省亲，赋有诗云：“两边枫作岸，数处橘为洲。”春风拂面，枫树长出了嫩黄的新叶，透出阵阵馨香。“辍棹青枫浦，双枫旧已摧……浪足浮纱帽，皮须截锦苔。江边地有主，暂借上天回。”杜甫将小船系在青枫浦那两棵快折断了的古枫树下，其时的长沙，繁华地带主要集中在城南，州府、驿站、商埠、酒肆沿湘江东岸一字排开。而生性内敛的杜甫选择青枫浦停靠，是为了与南边的权力、热闹保持一定距离，以便使自己进退自如。

　　不过，杜甫此次只是路过长沙而已，不几日，他便继续南下衡阳。说来也真是不凑巧。杜甫到衡阳后，才知韦之晋因前几天改任潭州刺史已启程北上赴任，一上一下，两人在湘江上失之交臂。无奈，杜甫只好顺水返棹长沙，并在回途中受人邀请，盛情难却，浅游衡山。折返回到长沙后，杜甫还是将船停在了青枫浦的江边，寄居舟中。那次，杜甫游览岳麓山，在晋代古寺麓山寺前，他发现《麓山寺碑》是阔别20多年的故友、北海（山东益都一带）太守李邕撰文并书写的。进入古寺殿堂，杜甫又读到50多年前著名诗人宋之问题壁的诗，翠绿的青苔中，字迹依稀可辨，忧愤清晰可感……这些引起了杜甫意外的惊喜与感慨，于是，他欣然写下了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：“一重一掩吾肺腑，山鸟山花吾友于。宋公放逐曾题壁，物色分留待老夫……”

　　虽然杜甫在长沙时生活谈不上幸福，但不忙也不闲的他因被长沙人文地貌吸引，以及所遇见的朋友，而颇有些惬意。“杜陵老翁秋系船，扶病相识长沙驿。”往来酬唱，也还不少。唐大历五年（770年）暮春，杜甫还有一次意外的奇遇，碰到故友李龟年。李是唐开元、天宝年间宫廷音乐机构“梨园”的大乐师，“安史之乱”后流落江南。诗人少年时寄寓洛阳姑母家中，多次在歧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看过李的表演。他乡遇故知，欢喜感慨中，诗人写下了《江南逢李龟年》：“歧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　　臧玠兵乱之后，南逃的杜甫再次回到长沙。人们发现杜甫还是租佃了先前那间简陋的茅屋小楼。此刻，诗人的身体非常之差，老病复发，还伴有剧烈咳嗽，已很不适合吃住在船上了，茅斋成了他唯一可以安身歇息的地方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就呆在茅斋里吟诗看书。因茅斋面临湘江，富有情趣的诗人便将其取了一个颇有些雅致的名字，曰：“江阁”。这就是现在屹立于湘江之畔杜甫江阁的来历。

　　唐大历五年（770年），冷秋悄至，金风乍凛，青枫浦那两棵快折断的枫树上，叶子红彤彤的。病入膏肓的杜甫强撑着身子，颤颤巍巍地写了一首《暮秋将归秦，留别湖南幕府亲友》的诗，决意北归。秋风萧瑟，残阳如血。巍巍岳麓静穆庄重，江心洲上橘子红了，江阁婷婷袅袅似顾盼，湘江两岸寂然肃杀一片。小船驶离了长沙驿下的青枫浦，一叶孤帆飘飘晃晃，渐渐消失在北方……

　　“不到潇湘岂有诗”，唐宋时期大量文人墨客曾因各种原因游潇湘

　　古代文人墨客大都喜爱寻探幽秘，纵情山水，不过，像郦道元、徐霞客那样专司山水之游的“旅游专家”并不多，他们的出游要么是像李白早期那样的宦游，为谋取一官半职，离开家乡拜谒权贵、广交朋友的旅游；要么就是因为赴任、遭贬或者省亲、访友而顺便一游。

　　唐宋时期，国家的统一，政治的包容，为众多文人骚客来到湖湘大地提供了便利条件。在李白、杜甫的“潇湘游”前后，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因贬而顺游潇湘。当年，贾谊由京都长安赴长沙，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，面对江水写了一首《吊屈原赋》，去往贬途的心境是悲凉的，他将屈原，也是自己，比作“横江湖之鱣鲸”。

　　流寓湖南的贬官多是唐宋时人，被贬的多是京官，或者要到京城听命后出发，他们从京城长安（西安）、东京（开封）、临安（杭州）是如何到达湖南的？根据当时的官道交通推测，唐代从长安去湖南最便捷的路线，是经陕南、沿汉水至今天的武汉，再过洞庭由湘江各支流转湖南各地。

　　柳宗元本是被贬为邵州（邵阳）刺史，在行至洞庭湖时接到了再次贬为永州司马（比刺史更低）的命令，于是经湘江赶往永州，前后历时三个多月。唐代贬至永州的还有王翰，和柳宗元有点类似。刘禹锡则是出长安后，绕道洛阳探望了他的老母亲，再南下经湖北江陵去的常德。不过，同是贬到潇湘，刘禹锡却还放得开，他几乎游遍了沅湘及洞庭湖一带。柳宗元在永州“投迹山水地，放情咏《离骚》”。他“咏《离骚》”是真，“放情”却是假。柳宗元笔下的山水，无不饱含着孤寂忧愤、愁闷悲思。看似把玩山水，放浪琴酒，即使有时还刻意写得清丽明朗、庸浅奇险，那也不是真正的雅致清空、飘然超逸、而是苦中作乐、笑里含悲、藉山水整饬情思、慨叹际遇。

　　宋人爱山水、爱旅游，一如唐人。黄庭坚、陆游、杨万里等著名作家，创作了大量杰出的山水旅游诗文，陆游甚至发出“挥毫当得江山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”的感叹。宋代是词流行的时代。秦观、张孝祥、姜夔、辛弃疾等以词写湖南之景，较之于宋诗，别具一种隽永的韵味。同时，到了北宋，长江以南水道未变，但因京城在开封，陆路多沿今天的河南境内至湖北，再转湘江入湖南。苏辙贬永州、秦观贬郴州、寇准贬衡阳，湘水及其支流耒水等或许是首选。

　　秦观快到郴州时，寄居在苏仙岭下的一个旅舍。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，他从客舍向外望去，看到的只是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，漫天的雾气遮掩住周围的楼阁，暗淡的月光，使河边的渡口也变得模糊难认。那渡口，正在郴江之上。这一渡口就像长沙的杜甫江阁一样，早成为了后人游览的一处景点，至今人流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