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手记｜二访袁先生 一碗白米饭

　　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勇

　　辛丑年四月十一，午间。我正在一家餐厅吃饭，忽闻袁老噩耗，心中震惊。低首看时，碗中有一勺白米饭，于是想起20年前，两次访问先生，并在湖南农科院的餐堂，吃过先生盛情推介的杂交稻煮的米饭，一时悲从中来。

　　2000年，我还是一个科技记者，因为理工科专业背景，对一些科学领域的术语和知识不算陌生，被几个省会报纸、电台的同道拉去马坡岭，集体采访袁先生。

　　当天上午10时多，在农科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，我们见到了刚从附近试验田回来的袁先生。他已经古稀之年，但精神矍烁，因长年下田，皮肤黝黑，脸上满是皱纹，颧骨很高；衣着十分朴素，一件廉价的粗格子衬衫，裤子上还带有泥渍。乍看上去，就是一个老农民。

　　我自己是农村出身，包产到户后跟着父母种过10年田，村里也不乏种田几十年的老农民，因此对先生倍感亲切。

　　事先我是做过功课的，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，网上可以查到不少先生的资料和报道。他从小会说流利的英语，喜欢游泳、排球和跳交谊舞，会拉小提琴之类，是一个很“时髦”的老辈人。

　　这些都不在我的提纲里，因此访问前半段我一直没有提问，只是沉默地倾听和观察。我隐隐感觉，这些问题他讲述过很多次，已经有些厌倦了，并且他不愿意过多地公开私人生活。他礼貌性地回答着一些问题，简明扼要，思维敏捷，还颇有幽默，但没有过多地展开。

　　于是，我提问前首先自我介绍，也是多年作过田的。我问先生，水稻成熟时我偶尔能在稻田里发现一株“嘉禾”，异常的茁壮，相比其他稻株可谓鹤立鸡群，这是自然进化吗，可以用于育种吗？

　　先生的眼睛一亮，从靠椅上直起身来，说这可能就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，但后代会发生分化。我趁热打铁，结合当时全球热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，抛出一个个问题：水稻基因可以测序吗，未来农科院会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培育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种子吗，对转基因怎么看？

　　先生仿佛遇到了知音，耐心地用通俗的话语解答这些涉及前沿科学的问题。他说，农科院已经开始研究基因编辑技术了；对于转基因还是慎重为好，建议先研究棉花这样的非食物类转基因品种；食物类可以先从小品种入手，但水稻是主粮，对于未知的事物还是要保持敬畏。

　　他说，有人说袁隆平反对转基因，不是这样的。

　　他同时指出，无论是杂交选育、基因编辑还是转基因，最终还是要种到田里去，一代代优选。这个过程可能要三五年，也可能二十年，还可能失败，并不像科学名词那样光鲜亮丽，而是要脚板踩在泥里，踏踏实实种田，要耐得住寂寞。

　　我不由得想起老家，那些日夜蹲在田埂边的老农民，守望者。

　　不知不觉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先生邀请我们去农科院的食堂吃午饭，他自信满满地说：“有人说杂交稻只涨产量，不好吃，这不对，杂交优势不止是在产量上。我们就是要种出既高产又好吃的杂交稻，要保量，还要向水稻的高端市场发展。”

　　农科院的餐盘里，有一格装着一碗白生生的米饭，米粒晶莹饱满，清香可口。先生说，这就是用试验田种出的杂交稻煮的饭，他又对我说：“年轻人多吃点，饭要吃饱，不够可以加。”

　　饭间，他说，以前见过很多人饿肚子，直到现在，欧美人还在质疑“谁能让中国人吃饱饭”，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。

　　他说，因为脑子里天天夜夜想的都是杂交稻，有一次做梦，梦见他种出来的水稻跟高粱一样，有一人多高，抽出来的稻穗像扫把那么长，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，太阳大了，他们就站在稻穗下乘凉。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袁隆平的“禾下乘凉梦”。

　　第二次造访先生，是2001年2月19日，他上午在北京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下午就载誉而归。当时我跟几个同事一起进入黄花机场守候，袁先生下机后又一路跟随到马坡岭。

　　在马坡岭的乡间机耕路上，闻讯而来的市民和乡亲，自发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簇拥在道路两旁。他们捧着鲜花，拉着条幅，鸣响鞭炮，热烈地挥手欢呼。袁老下车步行，一路也向人群挥手致意。

　　这是人民对一位功勋科学家由衷的热爱和感谢！这是最崇高的荣誉！

　　我拿着一台数码相机，不停地按动快门，记录这个感人肺腑的场景，直到袁老在马坡岭的家中。因为来往人员太多，我没有多打扰先生，只是请他和夫人站在一起，郑重地为他们拍了一个合影，算是对于这个重要时刻的见证。

　　此后，我转到做报纸编辑，没有再见过袁老，但一直关注他和他的超级杂交稻，为试验田的每一个亩产纪录遥祝。后来，又闻先生以近九十高龄试种海水稻。

　　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为民作田者，人民永远铭记。

　　他的禾，种在人民心里；他的稻，装满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碗。

　　夸父追日，亦有竟时。逐梦者不死，只是困了。袁先生种田七十年，该歇歇了。

　　先生安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