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晚报6月12日讯（全媒体记者 任波 通讯员 龙耀华 雷智）12日上午，湖南财经经济学院第二教学楼2102报告厅里，坐满了来自长沙考古、文博单位、长沙城发集团、城市更新公司的代表以及湖南财经经济学院师生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瑞站上讲台，带来一场题为《西汉诸侯王陵与列侯墓研究的几个问题》的学术报告。这是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为迎接第2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而策划的系列活动之一。
“郡国并行”到“七国之乱” 诸侯王的地位远高列侯
刘瑞教授深耕田野考古多年，先后参与阿房宫、栎阳城、昆明池、中渭桥等重大考古项目，出版多部专著。讲座一开场，他先从汉代的政治制度切入：汉初吸取秦亡教训，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诸侯王和列侯，形成郡国并行制。王与侯虽同为分封，但地位悬殊——诸侯王印章可用黄金橐驼钮，印文称“玺”；列侯只能使用龟钮金印，印文称“印”。
刘瑞教授分析，分封制既有藩卫京师的作用，比如诛灭吕氏势力时各地诸侯出力，也为天子提供了备选——文帝、海昏侯都是从诸侯王登上皇位。但弊端同样明显，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就是严重危机。从文帝、景帝到武帝，朝廷一直在实施削弱诸侯王的政策，而功臣侯群体则随着人口复苏，封户从最初“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”发展到“萧、曹、绛、灌之属或至四万，小侯自倍”。
王陵形制“百花齐放” 玉衣使用并非定制
墓葬是研究汉代制度的重要窗口。刘瑞教授梳理了异姓诸侯王（如赵王张耳、吴氏长沙国、吕氏诸王）和同姓诸侯王（楚、梁、鲁、齐、中山、河间、江都等国）的陵墓实例。他指出，西汉早期诸侯王陵基本没有严格的制度要求，形制上“百花齐放”：长沙国王陵多为竖穴岩坑墓（如长沙陡壁山汉墓、象鼻山1号墓、望城坡渔阳墓等均为竖穴岩坑墓），楚王陵则多为崖洞墓。墓道数量上，王侯墓多为双墓道或单墓道，少于帝陵的四墓道。墓道方向也不统一，有的一致，有的不一致。
玉衣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。刘瑞教授说，使用玉衣可能在楚国开始，逐渐被其他诸侯王接受。大约从武帝开始，诸侯王使用玉衣增多，但很长时间里，用玉衣、不用玉衣、不用玉衣但用玉葬具的情况共存。即使使用玉衣，形制也没有形成定制。西汉一代，诸侯王陵的趋同性直到武帝时期才开始加强，但各地、各国诸侯王陵与本国历代王陵相比仍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。
《葬律》揭秘墓园规制 马王堆汉墓是否“葬过律”
列侯葬制方面，刘瑞教授重点介绍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的《葬律》简牍。这是首次从法律条文层面发现列侯墓园的规定，年代在汉武帝之前。《葬律》规定：列侯墓茔东西四十五丈（合103.5米），南北四十二丈（96.6米），面积近一万平方米；祠舍盖地方六丈（13.8米）。但考古发现往往超出这一标准——西安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墓地面积约31005平方米，是《葬律》规定的三倍有余；《汉书》载董贤墓“周垣数里”，远超不足一里的律令规定。刘瑞教授解释，这些超规现象或为天子特赐，或反映制度的发展变化。
《葬律》还规定列侯墓园为“重园垣之”，即内外双重陵垣，由此推测帝陵、诸侯王陵应为三重陵垣。“中垣为门，外为阙”，阙也是列侯墓葬的重要组成。刘瑞教授指出，列侯墓葬有法可依，违反规定后果严重。《史记》载“不害坐葬过律，国除”。但考古中发现不少与《葬律》不符的列侯墓，如何判定它们是“葬过律”还是特赐，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。他特别提到，马王堆汉墓一号、二号墓既有符合《葬律》之处，也有不符合之处。而汉代早期对诸侯王的埋葬可能没有严格制约——《葬律》不及于诸侯王，列侯则受到法律约束。
遗产日期间，桃花岭组团推出《南国汉韵——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汇报展》，以王陵出土文物为线索梳理汉长沙国发展历程。接下来，公园还将发布《传世文献中汉长沙国史料汇编（初集）》，为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丰富的文化创作素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