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浪淘沙
9月4日，长沙音乐厅，“北欧极光”交响音乐会。本场音乐会以圆舞曲开场，圆舞曲3拍子节奏天然具有亲和力，一上来就把观众“拉”进音乐，让剧场气氛瞬间活跃。
细听之下，当晚的暖场曲目《忧郁圆舞曲》里似乎被芬兰著名音乐家、作曲家西贝柳斯埋进了相反的东西。这部作品原为阿尔维德戏剧《死亡》中母亲与死神共舞时的配乐，乐曲以乐衬哀，虽冠以G大调的名号，但音乐进行却营造出时而欢愉时而忧郁的不安情绪。特别是终曲前，小提琴以三个安静的G小调和弦做收束，对应了剧本里死神带走母亲前的三下敲门。可以说，西贝柳斯用“同名大小调”的转换，把死亡藏进了华尔兹的节拍里。
但如果你留心听，会发现，若以芬兰人民的视角体验这份欢愉下的忧郁，也许会更有感触。这个一年大半时间被漫长黑夜笼罩的国度，近代史上在压迫下辗转求存，隐忍克制几乎刻进了国民骨子里。所以，在欢愉的圆舞曲里听见忧郁并不违和，而是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。
下半场演绎的西贝柳斯《第二交响曲》更像是一部民族的“自传”，虽然作曲家声称他写的只是一部无关政治的纯音乐，但芬兰民众却将其视为民族解放的象征。而之所以如此，因为全曲就像是一场解放过程的真实刻画：从最初大管吹出凄凉缠绵的旋律，描绘民族受尽压迫的精神图景，到第三乐章的诙谐曲如雪花飞舞，隐喻民族主义的觉醒，再到终章宽广而充满力量的“胜利赞歌”喷薄而出，宣告着对枷锁的挣脱！
如果说圆舞曲是一群人的聚会，协奏曲便是一个人的独白。当晚执琴演奏西贝柳斯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的章奥哲年仅十八岁，是第58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，也是继吕思清、黄滨、黄蒙拉、宁峰之后第五位获此奖项的中国演奏家。从他当晚的演奏来看，能获得此奖可谓实至名归。
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是西贝柳斯唯一的协奏曲，也是他一生想成为小提琴家而未遂的“凄美告别”。
指挥家张国勇说，这是他第五次来长沙，每一次来，都能感觉到观众一次比一次多。而我也有幸在他上次来时到场——那一次他执棒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。我的感受与他一致：观众不仅多了，观演素质也在悄然提升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我认为是长沙交响乐团的储备曲目在不断丰富，演奏水平也在持续进步，这得益于长沙这座城市对于专业音乐发展的重视。
张国勇老师还说了一句话让我思考良久：“一座城市不能只靠娱乐来发展，它更需要的是文化。”这些年，长沙以“网红”闻名。何为网红？网红与文化的区别，在于前者制造瞬间的兴奋，后者提供持久的回响。长沙的掌声响了，但能否持续轰鸣，不取决于今晚有多少人鼓掌，而取决于这座城市愿意花多少时间去喂养那个“安静的部分”。一座城市的文化生命力，显然不只依靠一时热闹的娱乐氛围，而应依靠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。
令我欣慰的是，当晚久久不肯散去的观众，已用掌声作出回应：这座城市，如湘江一般，滔滔地流着，也在深沉地流着。